作者：潘华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来源：体育文化导刊，1991年第6期
历史将对人做出公正的判决,世界的终审会行使它神圣的权力。
——弗·路·杨
近两个世纪以来,德国政治家、教育家、体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杨（1778-1852）所创编的体操体系国内所称的“杨氏体操”或者“雅恩体操”,一直是体育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间题之一。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即从1811年至1842年间时代对杨氏体操的儿次选择过程进行分析,以求扩大视野,深入探索。
历史不是什么人预先注定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创造的。参加创造历史的人都必然参与历史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持续不断杨氏体操的兴衰就是德国各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选择,而且是各种选择互相斗争冲突的结果。
德国各阶级和阶层的人对杨氏体操的选择开始于1811年。在此之前博爱主义教育家及其体操己蜚声全德,特别是伟大的教育家古茨穆茨的声誉远在杨之上,为整个欧洲体操界所敬重,其体操体系也为各国体操流派所效仿。1908年,即杨正式开始其体育生涯前,德国又先后出现了“道德同盟”和“击剑协会”两个休育组织,它们都在开展自己的体操活动。到了1811年以后,古氏体操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德国同盟”和“击剑协会”的体操更被完全淘沃,杨氏体操一时竟成为一支独秀,垄断了德国体坛。
早在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古氏体操已在学校流行多年,其教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该体系重视健康的维护,体力的加强,运动创伤的预防,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应用,纪律的培养和讲究体育的方法与手段等）。但其军事要求并不明显而在拿破仑占领德国后,古氏便将自己“纯粹教育的身体运动形式的体操”更改为“便于履行兵役的体操”,目的在于培养解放战争所需的上兵他把军事训练正式纳入其体操中①,完全以准战斗训练的内容来构成其体操的主千就这样他的教育体操变化为造就军人的所谓“国防体操,②然而,古氏这种极端的做法却违背了当时时代己经出现的全面教育的发展趋势（如教育家赛勒尔和斯瓦茨等认为体育教育不应只培养出合格的士兵,仍要以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为其宗旨③）。而且这种“国防体操”更有可能造成封建统治者最为俱怕的“全民武装”的局面因此,古氏体操的改编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另外,拿破仑统治期间古氏体操在人民群众中已逐渐丧失了昔日的吸引力,这主要是因为民族解放战争已经位居当时各种历史任务的首位虽然古氏曾经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体现这种民族意识的体育家,在其《青年体操》等著作中第一次认识到体育有唤起“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爱国主义”等效果,也觉悟到“体育是整个民族的主要教育手段”, 为当时德国提供一个能团结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体育形式,但是他并未有意识地在其体操实践中将此加以运用, 显然,这一失误就决定了古氏本人及其体操被赋闲的命运。
再则,古氏体操因其器械昂贵,非普通百姓所能问津。古氏曾说“老百姓目前对其子女的体育是无力涉及的,因为他们认为要参加‘青年体操’中的身体练习会破费太多”④。因而虽然古氏一再反对体操为少数有钱人独享,但客观上他的体操却不能在群众中广泛推行。甚至当局也不能将其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教材在所有学校中来开展,只限于在贵族私立学校之中对此,连古氏本人也叹息到“由于时代的原因,自己的体操将被杨氏体操取而代之”⑥。
“道德同盟”和“击剑协会”均创立于1808年。前者是东普鲁士柯尼希斯贝格的体育组织（又名“道德与科学协会”）,该组织在普鲁士颇有影响,共有700多名会员,而且还在普鲁士25个城市有分会。1809年又在布劳恩斯贝格建有对群众开放的体操场（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正规的体操场⑥）。但是,该组织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人文、伦理和道德”的政治纲领中,宣扬的不是各邦国统一而成德国,而是由普鲁士来统一德国,其爱国主义不是爱整个德国,而是爱普鲁士。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对当时统一要求的反动。因此,这个组织虽然在反对拿破仑间题上持坚决态度,甚至也开展军事训练来培养后备军人,但终因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与国民存在着过大的分歧,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
至于“击剑协会”,除明确提出“通过武器练习,特别是剑术中的砍刺练习,培养会员,以为未来的解放战争作准备”外,则没有更多的追求⑦，更何况,这两个组织都是秘密团体,而早在十八世纪时“秘密结社”便被定为非法,因而它们既为封建的普鲁士不容,也为拿破仑不容,故两组织存在不久便被勒令解散了。
较之以上的体操体系和体育组织,杨氏体操及其目标和组织形式等有其优势首先,杨一再宣称他是“忠君”的,这个“君”虽不是普鲁士国王,但保持君主制这一点则很符合国王和贵族的胃口,能满足其维持既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愿望,因而杨氏本人深为上层社会赏识,其体操活动也能得到支持,甚至资助。
其次,杨氏体操又是爱国的、爱全德意志民族的用杨自己的话来说“体操永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行动和整个民族的事业,它本身与全德意志国家和整个德意志民族已经水乳交融在一起了”⑧。这种超越狭隘的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倾向,符合时代趋势,因而为群众所欢迎。
第三,杨氏虽然并不想把自己的体操变成准军事训练,但其体操中的“战斗游戏”和“队列练习”却受到当时军事改革家如格勒斯劳等的欣赏。因为它们不但能提高单个战士的体能和动作水平,而且能使几支大部成在统一的命令下协同作战。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当时战术变化及对大批战士的身体要求,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因而为军界所支持。
第四,与古氏体操体系相比,杨氏体操体系是一个经济上“便宜”的,易于推广的体操体系。杨在1810年出版的《德意志国民性》一书中就大力提倡“民族的练习形式”*如走、跑、跳、投掷和负重等,这些练习几乎是“分文不花”。同样,“攀登、爬越、平衡等”如在野外练习,当局认为是相当“使宜的”⑩。此外,杨还在《德国体操》一书中建议利用德国众多的自然水域开展“游泳”活功,主张“徒步郊游”11。这些简单易行的“便宜”的练习方式既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当局也乐于大开绿灯。此外,就管理形式而论,政府苦于战时经济压迫,早已希望由社会集资来办体育,而杨创办的“体操协会”,对会员收取适当会费,用以开展体操运动事实证明,当时民办体育比官办体育更加便宜,也更有利于杨氏体操体系的迅速推广。
最后,比起“道德同盟”和“击剑协会”来,杨氏体操是以公开组织形式来推行的。这种“公开”形式不仅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很快熟悉并接受了杨氏体操,而且不致有“秘密结社”之嫌,当局也是可以暂时容忍并利用的。
正是上述的有利条件,使杨氏及其体操在世纪初的第一次历史选择中战胜了竞争对手,杨本人一跃而为时代的“宠儿”。其体操体系在规模及声誉都达到了巅峰状态。
但是在1815年1819至年间，时代对体操的第二次选择中,杨氏及其体操体系却遭到了冷落，杨本人一跌而为“罪人”,其体操体系也一落而为“非法之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突变？
1815年解放战争胜利后,德国进入了封建复辟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控制下的“德意志邦联”疯狂地扼杀一切自由主义和民族主来运动,力图恢复到法国大革命前的“正统”秩序上去。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的斗争也正在蓬勃发展。这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必然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必将决定时代对体操的选择。
就统治者而言,由于镇压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是十分需要一种能有效训练军队,并能对培养其后备力量作准备的体操体系的12。但是,统治者对体操的口味变了,与解放战争前不同,这时他们再山不需要,也容不得那种可能煽动群众集会,导致反对政府的群众运动（如当局恨之入骨的1817年瓦特堡集会便是由杨氏体操者组织召开的）的体操体系,其所需要的是一种适合自己军事和教育要求的“安全的”体操形式。而人民群众对体操的要求与封建统治者则完全相反,他们要求的是一种既有教育价值（如教育家米尔德等提倡的教育性体操）,又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运用的体操体系（如解放战争后兴起的大学生体操协会运动）。在德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西南部,体操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争取改革的运动,一些最激进的左翼分子正准备发动一场人民起义,“把诸侯、神父、教士和叛徒从地球上统统消灭掉”13,建立一个自由而统一的德国。他们中有的人曾决定在1818年莱比锡战役纪念日——10月18日用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共和国14。可见,人民群众是需要杨氏体操的,并给体操运动增加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新内容。
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如此对立,而且不可调和在两股势力对体操体系的选择中,统治者起了暂时的决定作用。最初,统治者曾力图将走上歧途的杨氏体操改为“纯体操”,首先他们要除尽杨氏体操的政治、道德“杂质”,然后再把体操引向强身健体的“正确轨道上来”。显然,当局并非从战后一开始便决定取消杨氏体操,而是即将其加以“规范”。但是,统治者的选择在最后时刻作了变更。它未能实现将杨氏体操“纯洁化”，并使之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因而最终只得将其取缔禁止。而杨本人也反对官方改变体操的意图,甚至拒绝了钦赐的“体操大师”的头衔,他不愿自己的自由自在的男性体操被“女性化”,成为培养人的高尚礼节,良好姿态的玩意儿15。
19世纪40年代初,时代再一次,即第三次对体操进行选择,杨及其体操体系也因而有了一次重登历史舞台的机会。这一时期处于欧洲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的德国在政治上更加黑暗,统治者只需要俯首听命的顺民和盲目服从的军人。另一方面,在德国的封建泥沼中,近代工业已经兴起,特别是在西部的莱因省,已经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准,要“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人力资源,以便把人的肌肉和神经变成不断生利的剩余价值”16。可见,资产阶级也需要服从指挥、能统一行动的劳动力。正是这两种需要,迫使德国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把眼光转向培养未来社会成员的学校,这便使得从世纪初期起就多次提出,但一直议而未决的把体操引入学校的问题,得以在四十年代初解决。但这时的统治者已经容不下能培养自由个性的杨氏体操,它只需要能形成顺从奴性,能铸造按号令统一行动的人的新的体操体系。另外,人民群众也不需要“忠君”、“保皇”的杨氏体操了。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育组织（如弗仑的“独立协会”和年由魏斯尼克创建的“耶拿体操协会”等）,探索适合新时期需要的体操手段,即力图创编以军训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体操形式,并一直在体操活动中表达自己的革命要求（这从1842年在布罗恩,1843年在哈瑙,1845年在罗特林根和1846年在海尔布龙等的体操节以及19世纪50年代的工人体操运动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17）。这时,杨氏的学生马斯曼和鲍尔等还力图复兴“真正”的杨氏体操,自然是徒劳的了。杨氏体操体系已落后于时代,因而被世纪初将其推上历史前台的各股力量所摒弃。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杨本人却并未因此而退出其历史舞台,他正在“老太婆议会”上作暴露其阶级本质的种种表演，这恰好证明了杨氏体操的兴衰并不是以杨本人政治上的浮沉为转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杨氏体操体系在近半个世纪里经历的三次历史性的选择：20世纪初,由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实现民族自由统一上的暂时一致,因而决定了对杨氏体操的共同选择。而在1815-1820年间,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一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尖锐,在两种力量对比出现明显差异的条件下,加之杨本人在许多方面的坚持己见,杨氏体操被淘汰。到进入19世纪40年代后,即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杨氏体操作为一种过时的体操手段,不再为敌对双方所选用,从而被更符合统治者需要和时代潮流的施氏体操所取代以至杨本人也发出这样的叹息“我的体操现在已被时代所抛弃,仅具某些史料价值了,未来的时代将属于施氏体操”18.
注释
①东京教育大学体育史研究室：《图说世界体育史》,新思潮出版社.
②今村嘉雄：《欧美体育史》第一卷,成都体院1966年中译本.
③罗斯：《住年前后南德教育象的体育思想》,汉堡1974年.
④泽桑：《从射箭节到体操节》，汉堡茨瓦尼拉出版社1977年德文版.
⑤古茨穆茨：《写给祖国儿女的体操之书》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1817年.
⑥魏尔特：《体育史大事年表》第二卷，斯图加特霍夫夏出版社1970.
⑦沃尔夫冈：《体育史图片集》柏林1984年德文版.
⑧杨·艾泽仑：《德国体操》《体育典籍丛书》第四卷，德累斯顿、尼帕尔特出版社.
⑩杨：《德意志国民性》《体育典籍丛书》德累斯顿、尼帕尔特出版社.
余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