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元镇 马廉桢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来源：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9期
在冷战进行的冰点期，作为东西方两大营垒对峙的排头兵，东西德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还保持着作为同一民族的一致性，那就是赢取奥运会奖牌。来自两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运动队，曾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向世界展示最快、最高、最强的德意志运动员的身影。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弗里·布伦戴奇认为德国奥运代表队的统一组队是“一次体育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胜利。”可惜，如此乐观的评价并没有掩盖住相同制服下截然不同的心态。在东西德共同组队两次以后（1956年与1960年），1961年竖立的柏林墙为它划上了痛苦的休止符。
令人艳羡的体育传统
德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体育传统的国家。尽管不断的统一与分裂是德国历史上不变的主题，但是在体育上，德国人却一向保持着特有的向往和矜持。19世纪初，当德国早期民族主义崛起的时候，“现代体操之父”雅恩（F.L.Jahn4）就顺应借体育之躯发展民族精神的时代潮流，发明了德式体操，并创立了德式体操俱乐部，推广传播他的一整套德式体育思想。这期间所使用的一些训练方式后来演变为现代奥运会的体操项目。同时，另一位现代体育先驱古茨姆兹在学校中大力倡导体育活动，将身体教育带入到德国教育的前沿。从那时起，对健康理想的追求（和对竞技运动能力的向往就深深地植入了德意志的民族理性中，成为德国自我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一理念自诞生之日起，它的发展历程就一直跌宕起伏，甚至有一段时期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所盗用而扭曲，但是其内核却伴随着德意志民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直延续至今。
东西德分道扬镳的体育体制
上世纪4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分属于两个截然相对的政治体系，各自对体育的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采用了风格迥异的体育体制。
纳粹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对众多的德国传统体育进行了军事化改造，单纯地强调军事体育和体育对人的生理作用，将运动技巧与军事机能等价看待。这就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在德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流行的强调协作和统一的团体项目受到重创，影响甚至延续至二战以后。因此，西德政府在战后的体育政策上做出调整，以发展体育的娱乐性与参与性为主，强调体育的和谐和身心教育功能。为了实施这一政策，政府在民众中逐渐恢复了对体育的质朴认识和健康价值观，以此满足德国人对于健康与生俱来的热情。西德政府保留了德国教育体系中原有的传统体育成分，体育教育仍然是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同时加大了课外活动的比例，广泛地为孩子们组织游泳、远足和爬山为主的夏令营等户外运动。这一举措在民众间受到了巨大的欢迎。在竞技体育方面，西德在国家建立的第二天，于1949年9月24日，就成立了国家奥委会（当时由于缺乏来自苏联占领区的代表，这一新成立的组织一直到1952年才被认可参加奥运会）。1950年又成立了“德国体育协会”，作为具体协调德国奥委会工作的辅助机构。所以，西德在战后采取了以大众休闲娱乐为主体、竞技体育自由发展的体育发展策略。
东德领导人也深谙自己民族的体育传统，但是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将体育视为重要的教育和军事训练手段，认为体育是可以制造技艺高超、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军人的最佳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体育活动可以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中来。这无疑是国家利益和公民兴趣相互重叠的区域。所以，体育就成为建立新的东德民族性，同时服务于教育、政治宣传和军事训练等众多目的的手段，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于是，在东德建立早期服务于上述目的的大规模团体操和汇演式体育活动被广泛推行，成为当时大众体育形式的主要内容。在竞技体育方面，前苏联竞技体育在国际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更让天资不凡的东德人心仪。于是，东德成立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开展竞技体育，按照苏联模式对体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其后又逐步建立起系统的专业运动员选拔和训练体制。为此，东德于1948年建立了体育部，作为体育的中央管理机构，又于1950年成立德国体育和体操联盟（DTSB）,作为国内最大的体育组织。紧接着又在苏联的帮助下，在莱比锡建立了身体文化研究所(DHfK)，专门聘请苏联专家前来进行指导。1951年东德也成立了自己的奥委会，但是一直到1965年才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正式认可。所以，战后的东德体育战略是在依照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集中管理、集中训练和国家供养为基础的计划型体育体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垄断型体育体制”。
国家垄断型体育体制三部曲
随着两德政治主见的日益相左，统一的奥运代表队已不再是维护双方貌合神离颜面的一块遮羞布，奥运赛场从此也不再是显示团结的民族意识的舞台，而转变成兄弟阋墙的擂台。对于一心发展经济、试图再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西德而言，竞技体育的成就的野心被遮掩起来；而对于饱受国际孤立的并不被国际广泛认可的东德而言，单独参加奥运会却是一个展示自我、树立国际威望的绝佳场所。1964年东西德最后一次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之后，东德随即在国内展开全面的体育体制改革，调转船头，将取得奥运奖牌、树立东德威信摆在体育发展战略的首位。它将自己诠释为一个“集体金牌”国家（medal collective），希望外人将东德高水平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就看做是集体主义精神在体育上的至高表现，以此来反映东德可预见的强大未来。
斯巴达奇亚德的引入
这一系列改革也是从继续照搬苏联模式开始的，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1965年将前苏联发展的“斯巴达奇亚德”制度引入国内。这是一种基于选拔比赛制度的体育竞赛模式，参与对象仅限于儿童和在校学生，开展项目也仅限于奥运会开展的项目。选拔比赛从最基本的单位开始，一直延续上升到国家级别，比赛的项目和组别每年都有一定的安排。所以，东德的斯巴达奇亚德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全国范围的运动精英的拉网式普查，是东德奥运代表队的选秀大会。这一新兴体制与之前已经开展的“德国体操与体育节”有很大差别。“德国体操与体育节”是一个以融洽各阶级感情、促进游艺为主要目的的运动游艺大会。其所含项目更广泛，不但包含了世界上流行的各类现代竞技运动，同时也吸收了很多非奥运项目，以及德国所特有的一些民俗性运动，参与对象更是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东德民众间很受欢迎。然而，国内大众参与体育、享受运动的意愿似乎并不能压制得了奥运会奖牌所闪耀出来的夺目光芒，自1965年以后，国家体育发展的重点就押宝在斯巴达奇亚德上了。
东德早期斯巴达奇亚德的开展确实为国内的青少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体育机会。资料显示，1965年的时候，东德国内总共有170万儿童和青少年参加了斯巴达奇亚德的夏季比赛，其中32.1万人取得资格参加县级的比赛，5万人取得参加地区性比赛的资格。到1975年的时候，有350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参加了初级的斯巴达奇亚德选拔赛，其中84.6万人次进入了县级比赛。对于东德这个人口只有1700万的小国而言，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有获得一定运动训练的机会，并且都有机会参加至少一次斯巴达奇亚德的比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天才精英选拔制的推行
对奥运成就的过度向往使东德体育过早地蜕变为一种盲目的迷恋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追求。随着这一整套制度的不断完善，东德体育发展的导向开始出现巨大的偏差。“斯巴达奇亚德”层层的选拔赛需要耗费很多的资金、很长的时间以及严格的程序，且运动员年龄参差不齐，为将来的集中训练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于是，受东德高层的指示，位于莱比锡的德国身体文化学院的体育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出台了一套关于挑选少儿运动员的具体操作标准。依照此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校学生身心情况所做的调查工作随即铺开，以最快捷的方式选拔适合的运动员尖子。随后的几年中，这一系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直到1973年，随着东德教育部和德国体育和体操联盟联合制定的《东德体育体操联盟训练中心联合检查与选拔制度》（ESA)的出台，整个调查与选拔制度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政策。按照这个制度，全东德境内的所有一年级和三年级在校学生都要接受测试。测试结果优异者，或是已经在低级别的斯巴达奇亚德取得优异比赛成绩者，都会被选入特定的专业体育学校进行全职训练，以备战奥运会，而所需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身体测试制度的引入和对专业训练的过分强调，大大剥夺了一般百姓，特别是普通少年儿童进行体育运动的权利。特定项目的体育场馆只对专业运动员开放。“如果孩子的手和脚不够大，那么老师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教他们游泳呢？”于是，游泳池空置出来，预留给那些具有游泳天分的孩子。那些手脚不够大的孩子只有和父母在夏日的池塘或是湖水中学习游泳。而那些被确定为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则会被编入一个相类似的群体，接受每周6-8小时的训练，成绩突出者随后则会被送去各个地方的儿童少年体校接受更高级别的训练。
对部分奥运会项目的重视则导致了很多其他项目，特别是非奥项目的发育不良，由此严重影响到了东德大众体育的开展。东德的斯巴达奇亚德在建立之初就仅限于奥运会项目的开展，而1969年东德中央委员会出台的《精英体育决议》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决议》强调，国际体育赛事中东德所取得的胜利是“我国人民完成一切事业的潜力的表现，是成长中的民主东德的潜力的表现。”体育胜利是建设“提升东德国际形象和确立东德国际声望”的基础"。所以，《决议》宣布将现有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到可以获得奥运奖牌的国际项目中去，而不提倡其他项目的开展。一些个人项目如游泳、田径等一位运动员可获得多枚奖牌的项目获得东德政府的极大支持，而一些集体项目如篮球、曲棍球、网球、水球等集体项目，或是不具备良好基础的项目则都被搁置，不再投入，而这其中很多都是东德民间广泛开展的群众体育项目。《决议》的出台对那些长时间参与这些运动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由于东德体育设施有限，这些项目的场馆大多被改造服务于其他项目，以前建立的训练比赛中心也大部分被解散，使得这些项目在国内的开展丧失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肆无忌惮地为违禁药物张目
当追求政治目的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攫获着国家体育发展的咽喉时，兴奋剂的滥用就会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现象。在“国家垄断型体育体制”中，不仅有使用兴奋剂的密令和计划，而且秘藏着研制、开发、试用的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他们为对抗国际反兴奋剂的检查制造障碍，为滥用兴奋剂的人员、事件提供庇护，而最终使这种体育体制走到尽头。关于东德为获取比赛胜利而系统研制和使用违禁药物的种种丑恶行径，我们在之前的三篇文章中已有详细的叙述，在此不再赘言。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责编：体育史研究所2008级研究生，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