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 华 来源：体育科学 2008年10期
近代以来，德国体育史学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根据德国历史发展和体育史研究线索，其体育史学研究主要可分为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三个历史阶段。本文试图对近几个世纪德国体育史学研究进行客观而翔实的评述，从而指出其经验教训，为我国目前的体育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1 18世纪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
体育史学研究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迟在18世纪末人们便开始对体育史进行理论研究，其代表人物首推吉勒施(Giles)和菲特(Gerhard Ulrich Anton Vieth，1763—1830)。
吉勒施在体育史学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他初创了东方学。他在《支那的蹴鞠和马球》[1]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的足球和马球游戏进行了考察研究。当然，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他这些依据旅行记事和零散史料所研究的中国古代体育并未从实践和理论上多加说明，一般都是片断的、无系统的研究，但却开创了体育史学中的东方学，为后来德国体育史学界研究东方体育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式，这是他对世界体育史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在这一时期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中，菲特特别值得一提。他是世界体育史学研究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使体育史成为专门著作的创始人。他不仅熟悉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而且对世界体育史也有很深的造诣。归结起来，他对体育史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其一，指明了体育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理想的体育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而中世纪不过是禁欲和黑暗的时代。他认为要振兴体育，首先就必须彻底改变“因拯救灵魂而轻视身体”[1]这一教条。而通过体育史来打开人们的眼界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菲特把体育史作为其主要著作《体育百科全书》的第一部分在1794年发表，其书名为《对身体运动史的贡献》，1818年再版时简化为《体育史稿》。后虽多次再版，但内容都与初版相同，描述了从史前时期直到菲特所处的年代的人类身体锻炼和训练的过程，具体分析了古代希腊和罗马体育以及近代其他欧洲国家的体育状况，还讨论了古代东方体育的一些问题，如对波斯体育和中国古代体育的简要描述。
其二，开创了体育史时代区分法。他认为，体育史应采用与一般历史分期不同的时代区分法，例如，他将骑士比武作为时代区分的基准，把德国体育史划分为骑士比武出现前的古代、骑士比武盛行的中世纪和骑士比武被废止的近代三个时期。他的这种最早的体育史时代区分法意义深远，足足影响了后来的体育史学界达100多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用其他的标准来划分德国体育的历史阶段。
其三，提出了关于体育起源的一种学说—战争说[9]。菲特从人类学和生存竞争的角度观察，把体育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战争。殊不知，战争的出现远远晚于体育，是不能作为体育起源的最初动因看待的。但是，这一理论由于后来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而被体育史学家广泛采用，为此后世界体育史学界研究体育起源提供了一种理论假说，贡献颇大。
总之，对体育史研究者来说，他的《体育史稿》是近代最早的体育概史，能在当时那样的研究水平下对体育史学诸多领域进行研究，且不存什么偏见，是相当值得推崇的。这本体育史专著，从各个角度对世界体育历史文化作了系统的论述。尽管在今天看来，由于成书仓促，资料有限，某些论述显得粗疏，多属史料的梳理，在体例上也显得不够成熟，但是，该书的问世却使体育史成为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其意义十分重要。特别是文化史的研究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还未被欧洲人所注意，而菲特的著作却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版，其历史地位就更为突出，其开创之功不可没。
2 19世纪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
在菲特的《体育史稿》出版之后近半个世纪，德国没有再出版过体育通史。19世纪下半叶，德国才相继出版了巴龙(Baron)、伊泽林(Iselin)、沃伊勒(Carl Philipp Euler，1828—1901)等的体育史。从体育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德国人在这一时期编写的体育史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裁上都有不少问题，可喜的是，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方面有了新突破，因此，可以对此进行一分为二的评判。
首先，分析他们的问题。尽管这一时期德国出版了大量体育史专著，但是，在他们的体育史中，德意志民族意识强烈地反映了出来，即把世界体育史的近代部分完全变成了德国体育史。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活跃于殖民主义思潮大泛滥时代并深受其影响的学者，已经不能像菲特那样较为客观地看待世界体育了，在他们心目中，古希腊古罗马体育是人类体育的光辉样板，他们所处时代的欧洲体育便是其直接继承者，而在近代再现希腊光辉形象则完全是古茨姆茨(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Guts Muths， 1759—1839)的功劳。从这一前提出发，他们认为，“在西欧繁荣的19世纪，只不过是殖民地或未开化地区”的非欧洲国家的体育，还仅仅处于“没有摆脱身体锻炼”的“实用阶段”，是“停滞不前的老古董”。[6]这样的体育西方人完全没有学习的必要。正是有了这种偏见，19世纪的德国体育史研究，近代以前的编排方式与菲特的多国式叙述法不同，完全采用了欧洲式的体育史体裁。在巴龙的《简述古代体育及其向现代的过渡》(1865)和布伦迪克的《体育史》(1897)论著中，便从希腊体育开始叙述，对非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近代体育史只字未提，似乎其已成为业已消失于近代的一种历史体育形态，对东方古代体育的叙述也仅仅是作为西方体育登台前的序幕而已。更有甚者，沃伊勒在其《世界体育史》(1891)中，虽然将近代德国体育与古希腊和瑞典等国进行了比较，但是却把包括中国体育在内的东方体育全部剔除。这样的世界体育史又具有多少真正的“世界”意义？
其次，评论他们的成就。第一，研究方法的新进展，代表人物是杰出的德国体育史学家瓦斯曼斯道夫(Karl Was-smannsdorff，1821—1906)[12]。他擅长体育古籍的图书学研究，例如，他校订出版过迪雷尔(Dürer)的《剑术和格斗术》、佩特尔(Petter)的《摔跤术》和温曼(Wynmann)的《游泳术》等古籍。另外，“德国近代体育之父”———古茨姆茨许多著作的校订本也是由他整理出版的。从而开创了体育史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和图书学方法。第二，研究领域的新发现，代表人物有杨(Friedrich Ludwig Jahn， 1778—1852)、格罗斯(Groos)、克劳塞(Krause)和库尔季斯(ErnstCurtius，1814—1896)等。“德国国民体育之父”—杨不但创立了闻名于世的杨氏体操体系，而且，出于强化国民民族意识的目的，还特别将常用的体操术语全部用德语来表达，进而系统地整理过体育的一些基本术语，他的这些探索性尝试，为后来体育术语学的形成迈出了可贵的一步[7]。著名心理学家格罗斯在其代表作《人类的游戏活动》(1899)中，用人类学的观点对希腊、罗马及其他地区的游戏进行了比较分析，书中关于游戏及游戏比较的精辟论述，不仅对后来的体育史学家诺伊恩多夫和博根克启发颇多，而且开拓了体育史学研究中比较游戏说这一新领域[1]。古希腊古罗马体育权威学者克劳塞博士在其两卷本著作《希腊人的体育和竞技》(1841)中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古希腊体育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评述了古奥运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高水平研究实际上开辟了体育史学中一个新领域———奥林匹克学[9]。奥林匹亚遗址发掘者、柏林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库尔季斯从1875—1881年对古代奥运会的遗址进行了为期6年的系统的、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从奥林匹亚获得了大量的奥运会文物，提出了有关古奥运会的详细报告，并且依据这些报告的史料对祭祀竞技作了探讨，同时，还从不同角度加以细致的分析，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第一个阐述了研究奥林匹克的理论意义，他说：“我们必须把古人高度发展的文化、忘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艺术而献身的思想、比生命中任何力量都更起作用的竞赛之乐带进我们这个更为圣洁的火光照亮的世界。”[3]总之，他俩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扩大了古代奥运会的影响，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憧憬，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兴起的一大驱动因素。最后，开拓了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女子体育的新视野。众所周知，19世纪前对女子体育的研究多数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入手，如杨的同事艾泽伦(Ernst Eiselen，1792—1846)就根据教育学的理论认为体操有利于女子的健康，而19世纪妇科学作为一门医学学科建立以后，医学家们就开始从妇科学的角度对德国妇女体育进行探讨，这无疑使得德国体育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4]。
归结起来，这一时期德国体育史学家在撰写的世界体育史里虽然在叙述内容和编写体例上有不少瑕疵，但瑕不掩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所采用的实证法和研究领域上所开拓的体育术语学、比较游戏说以及奥林匹克学等，不但促进了体育史学的进一步完善，也不断地丰富着人们对体育史学的认识。可见，德国体育史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推动那个时代世界体育史学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3 20世纪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
进入20世纪后，德国的体育史学研究继续以强劲的发展势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结合德国的历史发展情况，本文将这一时期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部分加以评论。
3.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
20世纪初期，德国的体育史学研究又取得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对竞技体育、德国体育、东方体育、中世纪体育及文艺复兴时期体育的重新定位与评价方面。
第一，关于竞技体育。20世纪初期最为重要的体育史著作当推博根格(Bogeng)于1926年主编出版的《世界竞技史大全》[10]。书中收录了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体育史学大家的最新力作，全方位、多层次地论述了从古至今的世界竞技体育史。这是当时最权威的竞技史研究著作。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作为“体操王国”的德国第一次以公正的心态，对世界各民族、各时代竞技体育史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这对一贯极力反对竞技体育的不少德国人来说，的确是一大进步。因此，这一经典著作后来长期被各国体育史学家引用，可见其影响巨大。
第二，关于德国体育。这一时期，由诺伊恩道夫(Ed-mund Neuendorff，1875—1961)所著的四卷本《德国近代体育史》(1930—1932)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巨著，即使在今天，不要说是由个人完成，就是由多人合著也相当困难。该书把古代直到古茨姆茨的那个时代编写为第一卷，有关杨氏及其时代编为第二卷，1820—1860年编为第三卷，以后直至1932年编为第四卷。正如书名那样，该书的重点在于叙述1800年起到纳粹体育以前的两个世纪的近代史。对以德国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这本书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二战后民主德国虽然对该书进行了批判，但是仍旧使用他的著作，其伟大之处可想而知。
第三，关于东方体育进入20世纪后，由于民族学资料的丰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沉重打击和西方中心主义史学的危机等，都促使德国的体育史研究者把眼光转向东方，投向中国。例如，著名体育理论家和教育家迪姆(Carl Diem，1882—1962)1941年出版的《亚洲的骑马竞技》和上述博根格的《世界竞技史大全》等，开始对亚洲的赛马，中国的舞蹈、养生术、球戏、射术、骑术和武术等的历史进行考察，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古代养生术是瑞典林氏医疗体操的基础后[8]，中国体育史逐渐引起德国体育史学界的注意。
第四，关于中世纪体育。在德国的体育史学研究中，20世纪20年代是对中世纪体育进行重新评估的时代。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学者都认为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除了骑士体育没有其他体育可言。但这一时期德国的研究却比其进步得多，代表人物有福格特(Vogt)、诺伊恩道夫等。福格特在其《中世纪体育》(1926)一书中曾论证说明，中世纪有其相应的“身体文化”，而并不是像过去误解的那样是“身体敌视化”的时代。他提出，所谓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只在修道院范围内实行，它局限在少数人之中。对于骑士、市民和农民，甚至妇女来说，中世纪不但不是“黑暗的”时代，反而是一个“光明的”时代[13]。被称为德国最权威的体育史学家诺伊恩道夫在其著作《德国近代体育史》及论文《德国中世纪早期的身体和身体锻炼》(1925)中也持同样观点[1]。显然，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以往德国体育史研究中把中世纪作为消极的“中间时代”的通病，同时，也使德国及世界体育史学界对中世纪体育有了一个客观的、全面的新认识。
第五，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体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近代体育光辉出发点的旧观点，开始有了批判。例如，库特(Kurth)在其论文《人文主义在体育史中的地位》(1924)中，对过去盲目赞美文艺复兴体育的论调提出了异议，这种开始从历史角度探讨文艺复兴体育的观点是体育史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它对以后体育通史的构思予以极大的帮助[1]，它同时也促使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宗教改革时期和启蒙运动中的体育。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有关近代初期的体育史研究，已从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的文艺复兴优越论发展到探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问题了。总体来说，德国这一时期的体育史研究内容颇为丰富，特别是对体育史上一些已成“定论”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大多为从理论结构到具体探讨，也偏向选取文献资料和史料进行分析，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也集中在历史观和思想等方面。这样的方法会使人安于实用本位，造成学者对问题的历史观点不能面面俱到，有所缺憾。
3.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
首先，学术上强调政治观点。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这两个代表着不同政治形态的国家，其体育史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民主德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初期，其体育史研究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苏联。但民主德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从理论上也不得不迅速筑起一道“柏林墙”，各种专业杂志和出版物，特别是以“现代史”为中心的一些刊物，一旦需要都得变成攻击联邦德国的武器。可见，民主德国的体育史必然要完成其政治使命。联邦德国在叙述现代体育时，却没有像民主德国那样紧密地与政治结合。但是，联邦德国在1960年前后出版过对纳粹体育史进行反省的书籍，贝内特(Bernett)1966年编著的《纳粹体育》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证[1]。该书用史料说服读者，不过正如该书序言所指出，其着眼点还在于追求第三帝国民族主义体育的盛况。另外，瓦格纳尔出版了《人道主义—军国主义—体育》(1959)一书[1]，他把军国主义看作是人道主义的反面。这些对纳粹体育的反思来自德国体育史学家，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其次，研究中注重民族学方法。在墨西哥奥运会前后，德国十分关注玛雅族的竞技，联邦德国民族学家克里克伯尔格(Kirckeberg)在1948年就发表了有关玛雅球戏的论文，而他在1956年出版了600多页的巨著《古代墨西哥文化》，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古代的玛雅竞技，特别是对一种足球活动的评论，是各国体育史学家了解印地安人的球戏活动的珍贵史料，在体育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
最后，研究成果中终于有了一本真正的“世界体育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德国体育史研究者的视野也随之扩大，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从全球观点来考虑世界体育史。因此，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世的不少体育史著作都加大了东方体育，特别是中国体育的比重。1960年迪姆的《世界体育史》[11]，论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体育史就占了25页(390~415页、全书约1 000页)之多，其具体研究范围不但有中国古代体育史中的马球、高尔夫球、蹴鞠、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射礼、百戏、武术和骑术等，也有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基督教青年会、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等，甚至还有中国现代体育史里的广播体操、六所老体院和毛泽东畅游长江等。但是，迪姆的论述败笔不少，例如，他把西藏体育排斥在中国体育之外进行单独介绍，强调古代印度体育对中国的影响，夸大基督教青年会和苏联体育体制在中国的作用等。另一位德国体育史学者拉戈(Laage)于1977年出版了《中国体育的过去和现在》一书[14]。为了顺利完成书稿，他有目的地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体育管理和科研机构进行了考察，并结合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编写了这本从1842—1974年的中国近现代体育史的专著[6]。可以说，该书是德国人较为客观地写出的第一本有关中国近现代体育史的专著。另外，德国汉学家、球戏专家福格尔(Hans Ulrich Vogel)在2000年发表了德国至今有关中国古代蹴鞠最权威的论文，该文详细探讨了蹴鞠的历史、各种技术以及功能意义等[12]。论及“世界体育史”，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推1989年由俞柏霍斯特(Ueberhorst)主编出版的六卷本《体育史》[15]，这是一套为了“摆脱心胸狭隘和偏见，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去探讨古、今、东方和西方的体育”，实行“学术批评”的，由包括中国、日本等多国学者通力合作编写的世界体育史。该书的价值在于，20世纪末德国人终于尝试着用新的世界体育史研究的理论思维、新的世界体育史观来研究世界体育史，从而完成了这本至今为止由德国人主编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体育史”。
4 21世纪的德国体育史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后，虽然在德国的70所体育科学学院或研究所中，只有5所设立了体育史教授职务，但从事体育史学研究的各界学者却很多，其研究领域主要有：纳粹体育(1933—1945);1936年柏林奥运会;工人体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1933年工人运动的结束);妇女体育;民主德国体育;犹太人和天主教体育;某个城市或地区的体育史，如“柏林体育史”;各个体育项目史及奥运史等[5]。但总体来说，体育史学家还是把主要兴趣放在对运动项目及其组织、杰出人物或体育的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上，对作为现代社会活动的体育，对体育史学在体育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体育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重要成果。但是，毕竟21世纪才刚过几年，他们在新世纪还会为世界体育史学作出什么贡献，还有待今后的研究。
5 结语
综上所述，近几个世纪，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有的德国学者用“西方体育中心论”或“德国体育中心论”来研究世界体育史，得出不尽合理的研究结论，但是，总体而言，德国在体育史学研究方面人才辈出，成果显著。从18世纪菲特的第一部《体育史稿》问世到20世纪俞柏霍斯特主编的六卷本《体育史》的出版，其间诞生了大批享誉全球的体育史学家，开拓了许多研究领域，创造了不少研究方法。他们为世界体育史学学科体系的产生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世界体育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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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体育史研究所2008级研究生，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