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怀褀 转贴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写近代的学科发展史，是总结上个世纪一百多年的学术变化与成就的需要，同时，对于思考新世纪学科的建设，更是不可忽缺的工作。道理不难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在大变动的社会中，文化经历了大动荡。学科发展经历的变化，或说是从古代学术向近代“转型”，或说是学科上“重组”；还有的说，是对古代“经史子集”的学问来一次“推倒重新洗牌”。这些提法，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的文化上的大变化带来的学科的变异。在这样大环境下，作为带有理论性较强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出现，本身就是这种大动荡的产物，这一百多年的学科种种经历留下的思考，对发展新世纪的史学很有启迪。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立意也在此。学科理论固然要说，但重点还在“述往事，思来者”，是为了创新今天的史学，推动当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现在通常说史学比较，大多是指中西史学比较，这本不错，但不全面。我以为史学比较是两个方面，一是中西史学之比较，讨论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二是中国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比较，讨论近代史学与古代传统史学的不同与联系。而这二者又不能分割开来。在西方学术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产生的变化，但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在这种问题上，就有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有不同的主张，因而在史学理论上反映出来便是各种史学观点与思想。本书在史学近代化上，用了一些笔墨，为的是使我们对一百年大变化的史学，有较为完整的印象。
为了发展新世纪史学，通过一百多年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史的鸟瞰，有几个问题，应当提出来。
——要深刻认识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在理论、思想上的重大价值，要看到民族史学不只是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理论上的巨大魅力。实事求是的总结传统史学的理论，以建构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一百多年来，史学理论发展深受的西学的影响，这对于史学近代化是有意义的，但仅仅是“贩运”，则永不能达到史学创新的目的。近代西方学术处在强势的地位，他们在理论的阐述上，也是体现出一种“话语”的强权，比如什么是历史？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史学学科是怎样的一门学科？这些对于讨论当代的史学理论是有意义的，但永是以他们的提法与理论作为坐标轴；坐标轴变动了，我们又跟着转，转来转去，却是找不到门径。
中国传统史学中关注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关于历史盛衰论的通变思想，以民为本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等。这些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又如在解决“什么是历史”问题上，在古代文化上，有新的视角，易学把变易、不易与简易三者联系起来看世界与历史，就使人有新解。这些当然不是本书所要全面论说的内容，但近代史家一百年为发展民族史学的努力，就足以使人钦佩。其中不少人从民族史学理论中，从过去的经史子的学术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认识。他们成功与不足甚而出现谬误，都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开启思路。我们重视结果，但更重视近代学人在建构近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上，努力参与世界范围诸子争鸣的精神。
百年以来学科发展史的讨论，只是希望激发起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学与传统史学的愿望，进而在新的高度上建设我们的学科。
——讨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透视一百年史学发展大势。这是一个大问题，百年中国史学总结，成为世纪之交的研究的热点，这本身就体现出史学家在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上的兴奋点。西方学人同样很关心这方面的讨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视野很宏观；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史学》从史学变动的主要方面，总结２０世纪的史学，简而有要。这里不能详徵博引海内外的成果，但可以感受到世界史学的发生的震荡。
就中国史学理论发展来说，我曾经用“两种新史学”，初步描述中国一百年来的史学变化，从梁启超的《新史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提出的“现代史学”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张起的“新史学”的旗帜。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后期，也是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开始忏悔２０世纪初年提出的“新史学”的理论，虽然有新的思考，但在理论体系上，却是拆掉了《新史学》的大厦；正是在此前后，另一种新史学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这正反映出史学理论变动的大势。唯物史观对史学理论建设、对历史研究产生的重大的用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在总结民族传统史学、在讨论融合中西史学、在思考新世纪史学工作等，我们都要认识这种百年史学发展大势。
——要重视两岸史学的总结。百年的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如果缺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史学总结，是不完整的。过去由于交流不够，付之阙如，还有些许理由，那么在今天两岸学术交流相当频繁情况下，再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那就要受批评了。
本书有一些相关的内容，算是起步，今后我们要写新书，作出更加详细地评述。
——思考史学理论及史学的发展相关的具体问题。一百多年来，就学术著作名称与形态来说，有史学概论、 史学要论、史学通论、史学概要、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史学史、历史研究法等各种名目，有的是在史学通论中把理论与史学史合为一，有的是专论方法的，但也有结合谈历史方法，介绍史学理论的。这些是否要统一，我以为大可不必有太多的规定，可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这就是史学史、史学理论，要总结百年历史研究的实践；和专门史学科的研究不同，是要求从中总结出理论与方法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论、陈寅恪的文化史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的见解等，都是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方面总结工作做得不错，但在这些“大家”以外，难道就没有可值得总结的东西？更何况中国学人很多的治学是“寓论断于研究中”，因而要真正总结出一百年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来，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总结，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史学史。这样的史学史，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才会对当代各方面的历史研究产生影响来。如果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课程对一代学人治学总结不够，从而对当代史学发展产生不出影响力来，那就不要怪人们不重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了。
还要提出一点，是当代史学史的写法与古代史学史，要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看待。近代史家与古代史官主体角色有很大差异；古代史学作品形式，主要是体现为史书，近代史学在编纂史书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发表在期刊与报纸上的研究论文、文章，以及各种论著和其他方面的作品。各种历史研究机构与古代史馆也不同。因而近代史学史的写法，应当与古代史学史有所不同。历史研究法应当怎样处理，也是要讨论的。历史教育通过不同途径开展，高等学校的史学研究平台与传统的书院更不同。诸多方面，在史学史书中不能全面介绍，但总应当有所反映。
百年学科的回顾，我们产生一个热望，要写一本有特色的近代史学史来，会通中西，显现特色。
２１世纪是中国人民和平大发展的时期，如果说，五十六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今天，随着“神六”遨游太空，中国人民正在飞起来了。民族文化、民族史学经历百年历史的检验，显现独有风采。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一代民族文化振兴在这一代人的肩上。
吴怀祺于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