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善用，自他共荣”
——嘉纳治五郎与顾拜旦的奥林匹克思想比较
阿部生雄
（筑波大学体育科学学系体育史研究室 日本国茨城县筑波市 305-8574）
摘要：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体育家和柔道运动的鼻祖嘉纳治五郎先生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今筑波大学），兼任该校附中校长，他的体育思想与开创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法国著名人物顾拜旦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二人围绕体育竞赛的目的、功效等方面都充分地展开过论述，并且都认为体育具有宏扬善德、完善自我、促进人类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更有利于营造美好的人类社会。他们都强调竞技体育教育对于年轻人培养意志品质、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是单纯实施普通体操所达不到的。本文围绕两位著名体育家的理论和实践展开分析和比较，认为对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来说，虽然嘉纳先生的贡献不能与顾拜旦先生相提并论，但他跟顾拜旦的思想有很多是完全吻合的，他在日本为推广近代体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实际成效将彪炳史册。
关键词：精力 善用 自他 共荣 嘉纳 顾拜旦 思想 比较
1．前言
我今年四月份退休了，这篇文章是我退休以前撰写的，算是我从事体育史研究几十年来的最后随感吧。承蒙成都体育学院教授聂啸虎将它翻译成中文，谨此申谢。在退休以前，我从2003年4月到2008年3月，兼任了筑波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尽管我可能没有把校长这份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深入实地关注中小学体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每周一的中午全校学生集会，作为校长我都要训话，其中一句话就是固定不变的口号：“同学们，大家好，让我们齐声高呼：‘努力奋进，勇往直前’。而这句口号显示了一种精神力量，使我产生了很多想法。
2006年，副校长山口正先生让我观赏了本校珍藏的一幅挂轴，上面是嘉纳治五郎先生题写的“善应用心身之力者谓之柔道”，题款处有“甲南”二字，这是嘉纳先生60岁以前的一个雅号。而这幅挂轴是该校老前辈，曾经担任过校长并专门讲授武道论的入江康平先生收藏过的。嘉纳先生曾担任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他60岁的时候，于1920年1月从校长位置上退休。嘉纳先生题写的这句话十分有名，还被一本名为《柔道百年》的刊物登载过，不过当时的题款改为“进呼斋”，因为他在60岁以后就换了雅号。这是后来研究嘉纳先生的那些学者们颇费周折地考证出来的（注释1）。
嘉纳先生还有一句更有名的话，叫做“精力善用，自他共荣”。这是1922年讲道馆文化会创立之时，作为其宗旨提出来的颇具经典意味的言论。不过这句话早在该会创建之前，他在表达自己的体育思想和阐述柔道理论时已经多次宣示过。如今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摸嘉纳先生当时的意图，可是从做学问的角度去搞清楚这话的含义及其实质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活跃于世的时代，嘉纳先生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兼附属中学校长的身份挥毫泼墨，提出这样具有经典意味的主张，是不是与同时代的伟大人物顾拜旦先生的那些主张有某种相似之处呢？甚至有没有某种具体关联呢？这是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或许这仅仅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臆测和空想罢了。
2．柔、有效、善、共荣。
“以柔克刚”这句成语源自中国古代兵书，诸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黄石公问略》等典籍里面就讲到过什么是以柔克刚。嘉纳先生认为，所谓“柔”是能够战胜“刚”的，而“弱”是能够战胜“强”的。“柔”是一种“善德”，而“刚”是一种“恶德”。“弱”可以给予别人帮助，而“强”却容易与人结怨，等等。接受过嘉纳先生指导的柔道“起倒流”派的徒弟们都知道，“以柔克刚就是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却借助对手的力量来制胜对手”。嘉纳先生在明治20年的时候就以这个“柔”来作为柔道的技术基础，他在论著中十分明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来他在回顾过去经历的时候还讲过，柔道就是采用“以柔克刚”的原理来制胜对手的技术和理论的总合，堪称一个学科。总而言之，“柔”这个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项体育技能的精神实质。嘉纳先生于1898年创设“造士会”，同年10月创办《国士》刊物，他在那个时候进一步阐述了柔道的含义。他再度指出，柔道的这个“柔”字，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柔克刚的意思，他还强调柔道跟相扑截然不同，柔道是伴随着学习高尚理论的一种修行。外国人听到这样的解释经常感叹，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跟它同样的、能够将技能学习与理论学习融为一体的修行方式了，而且也找不到建立在以柔克刚基础上的其它竞技比赛的基础理论了。实际上柔道的修行乃是主张最终在比赛中取得胜利应当依赖于哲学意义上的“柔”。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柔”，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道家思想方面，例如道家便提倡刚柔相济、阴阳结合等等，这反映了嘉纳先生的思想还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影响，嘉纳先生将自己的以上体会总结以后付诸实践，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基于这个“柔”的原理，我们还可以尝试着从其他角度出发来考虑，看看嘉纳先生的潜意识当中隐含着什么想法，我们发现有一种被称之为“有效”的新的观点凸现出来。嘉纳先生在1915年1月创刊的《柔道》杂志上开始连载《讲道馆柔道概说》的系列文章。他对柔道又做了一个界定：“柔道之‘道’，就是要将身心之力最有效地利用”。后来他在1919年稍稍做了一点修改，称柔道为“有效的活动”，这就与前面所说到的“善应用心身之力者谓之柔道”的含义相吻合了，而这句话显然强调了这项运动的有效性。结合他还曾说过的“精力善用，自他共荣”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有效性所期待的目标就是如何“善用”，嘉纳先生先后所说的这些话看起来是在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他个人的认识程度是在逐步加深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嘉纳先生有意识强调的心身之力并非如何运用能力，而是如何发挥善德。
则如我们已经分析到的，“精力善用，自他共荣”这句话的重点是善用，它的含义是在1922年4月讲道馆文化会创设时候被明确界定的。该文化会的宗旨指出“诸位同仁多年来参加讲道馆柔道的研究，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出了最善于运用能力的原理，并且将它推广于世，这是一种杰出的贡献，我们以此为立足点决心创建文化会”。这段话同时也表明了嘉纳先生前述原理的真谛所在。该会的宣言里面提到：“本会根据最善于运用能力的原理，主张帮助人们实现各自的人生目标，要点如下：其一，对于个人来说，是使其身体强健，意志品质得到磨炼，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其二，对于国家来说，要大家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国家在各方面得到改善，逐渐地繁荣昌盛；其三，对于社会来说，要让每个个人和社会团体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实现和谐共处的理想；其四，对于全世界来说，要让全人类抛弃偏见和种族歧视，实现文化价值共享的美好愿望”。该会的纲要里面还提到：“其一，精力善用是实现自我完善的要诀；其二，自我完善是帮助他人完善的手段和方法；其三，自我完善是全人类共同繁荣的基础，因而自我完善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柔道乃是将心理、身体、技能、精神、生活、社会、国家以及人类社会一以贯之，从自我修养出发达到自我完善，以相互扶助、共生共荣为目的的一种高尚追求。
1925年，嘉纳先生在他的著述中还曾进一步阐述过“精力善用、自他共荣”的内涵。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儒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或思想理论，都是有其共同性的，都能够找到协调一致的地方，因为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善德。而这种善德就是人类社会赖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树立的道德规范也罢、创造的各种物质条件也罢、确定的各种社会准则也罢，无论如何，其价值取向不外乎是互惠互利、自他共荣”。为什么嘉纳先生能有这样高尚的思想境界呢？著名日本体育史学家藤堂良明先生分析认为，是因为嘉纳先生出国游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并开拓了眼界的缘故。嘉纳先生初次去欧洲游历是在1889年9月，直到1891年1月归国，历时一年多。这期间他在巴黎逗留，曾经与巴黎大学副校长沃克塔布 古勒阿尔以及分管初等教育的教务长费迪南 布伊松会谈。嗣后在1920年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举行之时，再度出访欧洲与布伊松会面。嘉纳先生评价布伊松道：“他是在法国能够摆脱陈旧思想的影响而提倡人文精神，宣示重要主张并付诸实践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嘉纳先生还指出，与布伊松的交流，使他自己也萌生了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倡自他共荣的念头。显而易见，嘉纳先生受布伊松思想理念的影响是很深的。虽然布伊松并不是顾拜旦，但他的思想理念里面或多或少可以看到顾拜旦奥林匹克主义的影子，而这种思想迁移的现象由于寻常可见，据此可以认为，嘉纳先生很可能间接地从顾拜旦那里吸取了很多营养，他与顾拜旦的思想则有了惊人地相似之处。
3．竞技教育、自由的努力、锻炼、肉体与性格的文化。
1883年，顾拜旦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他的目的是学习英国的教育，而在同年，嘉纳先生将柔道的道场搬迁到了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一个叫土藏的地方。1886年顾拜旦基于社会改革的理想撰写了《英国的教育——哈罗乌学校》一文，接下来又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分析论证英国教育的文章。关于英国的体育教育，他把它称为“竞技教育”，并于1889年法国科学传播协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的理论。嘉纳先生的讲道馆则创设于1882年，提出以柔克刚的理论恰好也是在1889年。这个将柔道改良并使之系统化的时间，与顾拜旦先生普及竞技教育构想提出的时间几乎是在同时。我们知道，作为武术类别之一的柔道不同于竞技体育，可是两位著名人物将它们都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来看待，并且努力加以国际化的普及推广。从这个方面看，他们二人的价值取向及其理论的重要意义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关于竞技教育，顾拜旦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竞技体育运动是一种发自个人心愿的积极努力的行为，这是一种竞争心理的满足，也是一种身体锻炼的方式，是肉体与心灵同时得到发展的“筋肉文化”。他还指出：“竞技体育运动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通过发挥坚强的意志力，达到胜利的目标。竞技体育运动是一种伟大的人生哲学，它可以说是从古希腊斯托亚宗教哲学里面派生出来的某种教义（注释2），引发我们的思古之幽情。这种宗教教义的确让后世的人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产生过很多岐意，可是它高贵而又纯粹的精神价值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当我们考虑竞技教育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宗教意义上的自发努力、积极锻炼和提升自我的渴求，这样一种崇高的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和实现过程则可以称之为“筋肉文化”。而顾拜旦本人终其一生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并且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认识。
顾拜旦受鲁贝尔（P.G.F.Le Play）社会改革思想的感染，不愿意停留在单纯为竞赛而竞赛的水平上，他决心与帕夏尔.古尔瑟（Paschal Grousset）创建的被称为“浪迪（Lendit）的学生竞技会相抗衡（注释3），他组建了法国学生竞技体育组织。1892年11月20日以后的那一周，顾拜旦更将这种理想推向了世人，在索尔本涅大学组织举行庆祝法国竞技体育联合会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发出了大声疾呼，提议复兴古代奥运会。接着在1894年，他邀请了来自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组成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适逢其时，嘉纳治五郎先生于1893年担任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我们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顾拜旦与嘉纳二位先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通过身体的锻炼形成奋发向上的人生观，而且他们两位都是通过竞技运动联合会或者学校这样的组织机构来循序渐进地培养年轻人，实现他们的理想目标的。
4．“更快、更高、更强”和宗教哲学意义上的奋发精神以及“有效”的结果。
1891年3月17日，亨利 迪东神父（Father Henri Didon）在他所任教的学校举行的运动会上对学生们说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更快、更高、更强”（Citius,Altius,Fortius），这段话后来在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时被确定为奥运会最有名的口号。这段话也被当时一个著名刊物《公民教育笔记》（Notessur L’Education publique）上面所刊载的一篇文章“竞技运动心理问题”（La psychologie du sport）所引证。文章指出，参加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将竞赛成绩提高，而且要塑造一种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品格，即使对于个人来说哪怕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要将它确定为目标去努力实现。文章就此提出了“有效地努力”这样的问题。顾拜旦根据自己所信奉的古希腊斯托亚宗教哲学里面的锻炼主义原理，劝诱年轻人加强自我修养，于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被他所采用并使之光耀于世。以下是我引述的顾拜旦的一段话，虽然可能稍显庸长，但可以由此管窥他有关“筋肉文化”亦即身体文化修养问题的思想理念。
“我们从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中总是能够得到社会价值以外的其他的收获，这里主要是指个人的品格得到了锻炼和培养，例如承担某种义务的责任感，或者说发挥创造性的能力等等，我认为都可以从工作中得来。毫无疑问，一些良好的习惯也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品质的培养往往由于工作的特殊要求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某些情况或者某些目的经常是重复性的，因而个人修养的锻炼和培养也就容易停留在反反复复的水平上，不容易继续提升。如何培养个人品质，使之能够适应任何情况，面对任何目的性很强的工作挑战都不会退缩，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此，我们就必须让习惯被意志所替代，而意志品质正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增强的，体育运动则是使人成为强者（virilization）的有效手段。而我一再重申“有效”的努力，就是为了说明通过体育运动以及其他培养意志品质的方法将迅速地达到很高的“有效”境地。那么，为了超越极限，付出顽强的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动脑筋想办法，考虑如何一步一步地去做。理性的手段帮助我们花费最少的时间，将疲劳降至最低，却能够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比赛选手应当尝试着摆脱功利，换句话说不要过于在乎比赛的胜负，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达到理想境界的目标，如何使自己完善，这才是最重要的。比赛选手也没有必要把目标设定为为了明天的生活费而努力，所谓有了钱就可以很好地保持体能的理由并不妥当。比赛选手必须为“有效的努力”而努力，去排除一切阻碍，甚至自己为自己设置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然后一个一个地超越。即便可能只会取得一点很微小的进步，也要把它当作一个崇高的目标去努力实现。唯有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够像迪东神父一样，创建培养学生能力的竞技体育会，并以高标准要求他们。迪东神父对学生们说：‘更快、更高、更强”就是你们的口号，也是你们的座右铭，希望你们奋发向上’！这种超越时空的理念可以说完全不再局限于体育运动的领域，而是上升到了生活哲学的高度上了。而这些遣词用语也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早在古希腊时代的斯托亚宗教哲学流派里面就已经出现过。古希腊的那些体操学校里面经常有伟大思想家的无名弟子使用过意思相同的语言。这种培养强者的要诀虽然在后来培养所谓文明人的教育过程当中逐渐丧失，可是当年却是那些体操学校老师们用最朴素的语言反复表达过的振聩发聋之声。”
从顾拜旦以上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就是要把源自于古希腊宗教斯托亚哲学流派的这种奋发向上精神推而广之，更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顾拜旦所提倡的奋发向上与嘉纳治五郎所弘扬的日本文化中的“修业”（意即术业精进）在态度、精神实质和内涵方面都是吻合的。
5．“实用性体操”、“有用”、“有效”、“实用”和“功效”。
前述《公民教育笔记》这个刊物在1901年登载的文章里面就曾围绕竞技体育运动的性质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展开过讨论，并且针对其作用出现了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涵括了“有用”、“有效”和“功效”等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顾拜旦于1903年发起组建了“实用性体操普及委员会（Comite de la Gymnastique utilitaire）”，1905年利用20世纪青年教育体系丛书体育分编的形式编著了《实用体操》一书。根据著名日本体育史学家清水重勇先生的观点，顾拜旦实际上早在1891年就已经认识到游戏和注重人才培养的体育，是在人类社会出现得很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的体育可以通过竞技体育也就是“实用性体操（athletique utilitaire）”的手段来实施，顾拜旦怀着这样的抱负坚持不懈地一步一步地努力践行。我们还应当看到，顾拜旦身处于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他立足于自然科学如医学、营养学、卫生保健等学科，将它们作为体操的科学理论基础，同时将这项运动冠名为“实用性体操”。闻其名而知其行，顾拜旦将竞技体育改造为教育的手段这一宏伟目标的确定以及付诸行动的过程我们由此而了然于心。
“实用性体操”包括了“救助”、“防御”和“位移运动”三大组成部分。“救助”之一是陆上救助，即跑、跳、投掷和攀登；之二是水中救助，即跳水、潜水、仰泳；“防御”之一是剑术，其中包括了拳击、格斗、棍棒术和摔跤；之二是射击，包括目标射击和射猎。“位移运动”之一是借助动物或模仿动物，包括骑马和徒步疾行等；之二是利用机械装置，包括划船、帆船、自行车、汽车、滑冰、滑雪和乘坐氢气球升空。可是，由于“实用性体操”一词的表达并不贴切，它所指代的那些内容也不够成熟，因而没有产生什么显著的社会反响，渐渐地连顾拜旦本人后来也不怎么使用了，而是用“Sports”来替代了它。
在提倡“实用性体操”的那个时候，顾拜旦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年轻人的形象，他希望这个年轻人意志坚定，任何时候都保持着积极的进取精神，拥有一副健美的身躯和发达的肌肉，并且意志坚定，旁人稍稍一瞥，就可以知道这个年轻人具有超乎寻常的决断能力。这个年轻人面对喧嚣而浮华的社会能够根据环境、职业、经济状况、习俗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从容地适应一切，这是需要体育教育的培养锻炼才能达到的境地。因而顾拜旦认为，“有用”、“有效”、“实用”和“功效”是培养年轻人值得关注的几个要素。他以此为培养人才的原则，要求年轻人一一掌握，将自己塑造为坚忍不拔、勇于进取的栋梁之才。从嘉纳先生的著述中我们发现，早在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前4年，他就吸取了顾拜旦先生的这些思想精华，围绕“有用”等概念坚定不移地宣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二人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也是惊人地吻合。
受顾拜旦先生的委托，当时驻日本的法国大使杰拉德于1909年春天会见了嘉纳先生。过了几年，嘉纳先生于1912年6月7日出发，远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观看第5届奥运会，看完比赛以后，他又在欧洲和美国巡游了9个月，考察欧美体育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3年3月6日返回日本。回国不久他就连续发表文章，题目分别是《欧美巡游所感——我国普通教育应当采取的五大方针》（上、中、下）、《如何与世界各国相交融》以及《欧美巡游所感——体育的方针》等等，这些文章分别刊载于《教育时论》和《教育之实际》等刊物上，其中记述了他在欧美巡游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欧美之行使得嘉纳先生对于长期以来将普通体操等同于体育教育的主张开始怀疑，他认为瑞典体操本质上就是瑞典的“户外游戏”，而在一开始并不认为户外游戏对于富国强兵很“有效”的德国也是后来才逐渐接受这一事实的。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他指出“普通体操只是一种身体锻炼的手段，它不能成为国民体育文化教育的主流”。他甚至得出了“从身体的文化发展看，普通体操和兵操几乎没有什么效用”的结论。
嘉纳先生在访美期间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提倡“新体育”的泰斗级人物托马斯 伍德博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普通体操固然有利于身体的均衡发展，但是与户外游戏侧重于身体某个局部的发展比较起来，它是在一个低水平上面的进步。虽然户外游戏有偏颇之嫌，可是如果能够使得身体的各个局部都发展得好，那就是在一个高水平上面的进步，这样或许更好一些。显而易见，嘉纳先生观摩奥运会的比赛是使他思想观念发生改变的重要契机，他主张，在考虑国民体育方法特别是时间经费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让户外游戏和竞赛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多多地采用跑步、跳跃、追逐、游泳等活动形式，而且要出于尊重历史文化的需要，把柔道、剑术等项目添加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嘉纳先生主张国民体育要以户外游戏和竞赛活动为主要内容，与顾拜旦先生提倡“实用性体操”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在日本近代史上徒步行走、游泳、柔道等项目较早地得到普及推广，可以算得上是嘉纳先生的重要成就之一。而顾拜旦先生所倡导的“实用性体操”，亦即竞技体育运动，对于嘉纳先生来说，不仅使他倍感亲切，也是更值得他去推广普及的体育项目。
于是，嘉纳先生于1915年1月创办《柔道》杂志，在2月号的期刊上他就开始连载题为《讲道馆柔道概说》的系列文章。他在其中一篇名为“柔道是什么？”的文章中设问并作了解答，界定了这一项目的概念含义，他指出：“柔道乃是最有效地运用身心之力的富含哲学原理的体育运动”，嘉纳先生还揭示了柔道的目的是什么，他指出“柔道的修业就是通过练习攻防技能来使得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得到充实锻炼，是为了体验这种所谓哲学原理的真髓，并且由此而提升自我，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于人类社会有用的人才”。基于他的这些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嘉纳先生“善用身心之力者谓之柔道”的界说，与顾拜旦先生“实用性体操”以及他在《公民笔记》上面所提到的有用、有效、效用等等界说本质上极为接近。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嘉纳先生所界定的柔道不是以单一的技术理论为逻辑起点，而是上升到了个人精神修炼的高度，本质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生哲学。换句话说，他所鼓励的那些从事柔道训练的人，跟顾拜旦先生所鼓励的那些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在人生追求方面是没有区别的。这里我们看到体育运动跟文化教育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嘉纳先生与顾拜旦先生思想的相似之处也显现无遗。
6．竞技运动教育学、奥林匹克主义、能量的哲学与进步。
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顾拜旦先生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918年他对于奥林匹克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再度做了阐释。他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能量的哲学，它建立在保健卫生和公共精神的基础上，包含着艺术和其它思想理论，让男儿们通过参加体育运动增强意志，提高道德修养，使自己日臻完善”。后来有一位著名学者恩格姆在1966年的著述中引述了顾拜旦的这番话，并且指出“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主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涉及奋斗拼搏，不顾危难，对祖国的热爱，对他人的宽容，骑士精神和风度，艺术和文化等等，这些乃是奥林匹克主义的根本所在”。通过对以上二人思想观念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的头十年年末，奥林匹克主义已经被提升到了完善自我的高度，犹如宗教仪式般地神圣，成为了人类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更令人值得关注的是，1919年顾拜旦编撰出版了《竞技运动教育学——历史、技术与道德的社会影响》一书（Pedagoie sportive,histoire des exercices,technique des exercices sportifs,action morale et sociale des exercices sportifs）。则如此书标题所示，第一部分讲述竞技体育的历史；第二部分讲述竞技体育的技术理论，第三部分讲述竞技体育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评价。全书的理论乃是建立在“实用性体操”的基础之上。从1906年到1913年，《奥林匹克杂志》（Revue Olympique）将连载的有关运动心理学的论文结集出版，题名为《运动心理学初探》（Essais de Psychologie sportive,1913）。当时顾拜旦为之作序，仍然将其定义为《竞技体育教育学》。他指出，“竞技体育就是追求人的进步完善，使全身的肌肉充满力量，培养崇尚自我发展的精神，并养成良好的习惯，面临危难而奋勇直前”。在顾拜旦看来，竞技体育的妙趣就是发展自我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自我必须依靠剧烈的运动来达到锻炼筋骨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于竞技体育运动的理解与我们日本人主张通过体育锻炼达到“修业”功效的理解可谓异曲同工。我们还可以看到，顾拜旦追求进步的理想与思想启蒙运动以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是相呼应的，从事竞技体育不单单是追求进步，还存在着“向善”的愿望，舍此别无其它。因而基于这些认识，我们看到顾拜旦的理想就是要使每一个个人更加地完善，从而使得全社会充满了“善”的温暖。
以上有关顾拜旦思想理论的分析论证，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顾拜旦奥林匹克主义是什么，以及他对于竞技体育运动是如何认识理解的。即使回归到斯托亚宗教哲学的理论上面来看，顾拜旦的思想理论也不乏可贵之处。从他论著中使用的文字表述，我们看到“锻炼”、“促进肉体与性格发展的筋肉文化”、“进步”、“能量的宗教哲学”“竞技宗教”等词汇反复出现，这也是一个佐证。而他所提倡的那些体育文化教育，都是围绕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社会进步、国际和平，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对神圣事业的追求和培养意志品质等等来施行的。如果我们将嘉纳先生的理论对照起来看，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跟顾拜旦先生信奉的修养哲学并行不悖。藤田良明先生分析认为，嘉纳先生凭着敏锐的文化嗅觉，发现了除东洋“精力善用，自他共荣”以外的西洋体育文化所散发的芬芳，换句话说，他的思想理论里面大概本来就蕴含着顾拜旦先生奥林匹克主义的留香吧。
7．结束语
1920年1月，嘉纳先生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上卸任。如今保存在该校附中的那个条幅是他以“甲南”的雅号于1918年或1919年题写的。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中所使用的文字表述则出现了“能量”、“向善”等词汇，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他与顾拜旦先生的思想神交已久，吸取了对方的很多营养。1922年柔道机关刊物《有效的活动》发生了转变，着力于在民众当中大力推广这个项目。这意味着有了共同思想基础以后，实践性的措施也作了调整，当年该刊物的4月号以《精力的最佳运用》为题，大力倡导柔道运动。1923年讲道馆文化会成立，同年12月嘉纳先生以“自他共荣精神的最佳运用理论”为题发表讲演。藤田良明先生认为，“到了大正时期的末年，嘉纳先生的‘精力善用，自他共用’思想已经不光是被全体国民所接受，而且成为了国家发展民众体育的宗旨”。根据藤田先生的观点，结合我们了解的历史事实，我们看到“精力善用、自他共荣”思想超越了它的字面意义，被全体国民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广泛接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嘉纳先生的主张被普及开来，时间如此之早，范围如此之广，不能不令人叹服。虽然他的思想光芒只是在我们日本这个国度闪耀，不能与在世界范围闪耀着光芒的顾拜旦先生的思想相提并论，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有着共同的思想理念，并且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是应当承认的。如今在奋发向上勇往直前口号的鼓舞下，在“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口号的指引下，人类正向着实现自我完善和社会进步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注释：
（1） 参见藤堂良明著《柔道的历史与文化》，不昧堂书店，平成19年9月出版，163页。
（2） 斯托亚教派是古代希腊宗教流派之一，信奉“锻炼主义”，认为通过锻炼并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是从人变为神的必由之路。
（3） “浪迪”学生竞技会过于注重比赛的胜负，没有将竞赛活动上升到人才培养的高度上来认识，当时无形中对体育改革造成了阻碍。
主要参考文献：
（1）《嘉纳治五郎大系》，讲道馆监修，本友社1988年5月出版。
（2）《嘉纳治五郎著作选》，五月书房1992年出版。
（3）老松信一著《改定新版 柔道百年》，时事通讯社昭和51年6月出版。
（4）清水重勇著《法国近代体育史叙说》，不昧堂书店昭和61年10月出版。
（5）大岛谦吉翻译《奥林匹克运动的回忆》，棒球杂志社昭和37年6月出版。
（6）松田岩男、成田十次郎编《关于人类教育的思考：身体与心灵的教育》，讲谈社昭和56年12月出版。
（7）贝尔纳尔、近藤等翻译《竞技运动的历史》，白水社1952年出版。
（8）Coubertin,Pierre.L’Education Athletique,in Association poue L,Avancement des Sciences.Paris,Masson 1889 .
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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