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浩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4期
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重获春天3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圆桌会议的题目“中国史学理论研究30年”，涵盖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人对中国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时空范围极广的论题，笔者学识有限，力所不逮，无法全面讨论。下面只就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30年的成就，特别是如何继往开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谈谈粗浅的想法。
首先需要申明，这里所使用的史学理论概念是广义的。1992年张芝联先生在《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一文中认为，史学理论课程体系应包括史学概(理)论、史学史、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历史哲学、史学家与史学流派研究、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等。①张先生虽然谈的是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但已经涉及什么是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它基本上包括了“史学”(historiography)所及的各项内容，本文在讨论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30年时也拟采用这种广义的用法。
中国对外国(主要是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开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复杂过程。大体上，该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清末至民国的起步阶段；2·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曲折前进阶段；3·改革开放以来30年兴旺蓬勃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的时间最长，大约有半个世纪。尽管当时中国处于革命和战争的非常岁月，但仍然将部分重要的外国史学理论著作介绍进来，促使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第二个阶段中的绝大多数时期由于受到国际上冷战、国内极左路线的干扰，前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着广泛的影响，对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的译介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即使偶有译介也是被用作反面教材，作为“毒草”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实际上，被视为西方历史学的重要代表、在中国史学界曾经引起巨大反响的法国年鉴学派，这个时期已伴随前苏联学者康恩的著作《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译成中文而被介绍进来。但当时无论前苏联还是中国对其都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年鉴学派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代表，尽管它“取得了一些毋庸置疑的成就”，但“也发展了一些严重错误的、片面的和反动的思想”，所以必然陷入危机和遭受批判。②这种不正常的学术研究，白白浪费了29年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大好光阴。
改革开放引领中国进入新时期，也开启中国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第三个阶段，应该说当时史学理论学科面临基础薄弱和极左思想干扰的巨大挑战。但是，中国30年扩大、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贯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也是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大力建设和快速发展的过程。到1992年，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张芝联先生在前面文章中指出，“我同意‘史学理论这门学科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的看法，还不能说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我心目中的‘牢固地建立’一门学科的标准大致有以下三条：(一)支撑这门学科的分门别类的课程(不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都已列入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就史学理论而言，这些课程包括史学概(理)论、史学史、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历史哲学、史学家与史学流派研究、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等；(二)这些课程的基本教材和资料已经编(译)出，有些已写出专著；(三)已有一支过硬的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队伍，出版几种史学理论刊物。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我们距离‘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还有一大段路程。”③同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各行各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甚至中国威胁的说法不胫而走，不绝于耳，这说明中国近十几年来变化之快、之大。这十几年间，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在上述三个方面发展变化同样如此，有目共睹。现在距张先生讲这段话过去16年了，尽管还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史学理论学科已经“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如果说，第一个阶段作为中国史学理论乃至历史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里程碑被载入史册，那么第三个阶段则以其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上的巨大成就成为又一座里程碑。张先生生前为中国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发展的成就也会使他得到安慰!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30年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无比自豪。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史学理论学科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距离达到成熟水平，在国际上赢得这门学科的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程。这项工作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需要点儿水滴石穿的精神，世代守望，在执着地坚持中不断地积累、创新和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为此，在未来时期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前面谈到学科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笔者完全同意，并努力而为。此外再略述管见如次，以与同行共勉：
第一，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要从人才培养抓起，形成教学科研互动、优秀人才层出不穷的良性局面。自19世纪德国历史学启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以来，大学和科学院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绝大多数的史学成果和史学人才都从这些基地产生。因此，学科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直接决定着科研成果和专业人才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学科建设就没有学科发展。史学理论学科在中国起步晚、基础弱，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
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切勿好高骛远，都去争重点研究基地或重点学科，这是不现实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可以从实际出发，从基础做起。具体说，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应从人才培养、教学相长开始，并以之作为永远不竭的推动力。大学的本科历史教学要创造条件开设属于史学理论学科群的课程，教师通过教学实践发现科研课题，通过科研工作对某些问题有所心得，然后撰写相关领域的教材，再不断地反馈于教学之中去，从而形成教学科研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大学和科学院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学位点是学科建设的依托，研究生培养可以使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
第二，史学理论学科建设需要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史学理论学科从古代到现代存在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除此之外还要锐意进取，不断寻找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一般来说，新史料的发现可以直接带来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例如柯林伍德的《历史原则及历史哲学其他论文》手稿的发现与出版，对研究柯林伍德思想的变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④除此之外，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也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让看似毫无意义的史料产生重要价值。而新理论、新方法往往不是存在于古代到现代所形成的史学理论的“存量”里，而是来自当代史学理论最新发展的“增量”中。对当代史学理论中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本身进行研究可以成为史学理论学科的学术增长点，同时将这种新理论、新方法应用于具体历史研究之中，又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形成了当代西方史学流派这个学术增长点。几十年间，法国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计量史学、新政治史和新经济史、心理史学以及比较史学等成为显学，发表出版了数百篇论文和几十部专著、教材。它们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理论研究，而且其理论方法也被运用到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具体研究之中，由此所获得成果不可胜数。
由于中国史学理论第二阶段的闭关自守，第三阶段犹如井喷一样掀起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目前尽管大规模地介绍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部分重要流派的变化和新流派的产生仍方兴未艾，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前者如第四代以来年鉴学派的变化，英国新社会史的演变等；后者如20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全球史等新领域的产生，以及后现代史学理论和后现代史学流派的出现等。后现代史学理论包括诠释学的文本理论，人类学的文化理论，文学批评的话语理论、叙事理论等；后现代史学流派包括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性别史等。无论是对部分重要史学流派变化的追踪，还是对新流派的介绍研究，这些工作(特别是后者)在我国都已稳步展开。但由于开展的时间尚短，从总体上说，这些工作与对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所达到的研究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特别明显地体现在缺乏全面系统地梳理评析工作，专题著作比较缺乏，这是未来需要着力加强和改变的。应该说，不断追踪外国史学流派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既为我们了解史学理论最新变化提供了窗口，极大地丰富与改变着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状况；同时也是我们从整体上分析史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总结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规律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肯定，只要有历史学存在，史学流派的产生和演变就不会停顿，这个学术增长点也会不会枯竭。
第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理论探索的范围很广，从古代中世纪，到马克思主义和现当代都有很多题目可以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现代和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观念冲突就很值得史学理论界花功夫研究，只有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避免简单化，史学理论才能保持与时俱进的活力。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发生了认识论式微、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对现代史学理论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大写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和“小写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遭到批判和否定。此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如文学批评、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等)也反抗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出现“历史化”(historic)的过程或历史转向(historic turn)。它们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借以纠正二战以后社会科学反历史的倾向，重视对历史、过程与情境的考察，并在此过程中对历史学科的理论重新进行建构。⑤后现代史学理论就是在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人说后现代史学已经退潮，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且不说后现代史学理论对现代史学理论构成了巨大挑战，使人们对历史和史学的观念或多或少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仅从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和性别史在欧美各国已经发展成为流行甚广的史学流派来看，后现代史学就没有退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现代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
对现代史学理论和后现代史学理论都应该采取辩证态度去观察、分析和评价。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不一定都正确，后现代史学理论也不一定全是谬误。从兰克学派到年鉴学派，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具体历史研究各个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年鉴学派自身也没有停止过变化。现代史学近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变化说明其史学理论不是始终正确的，存在时代的、认识的局限性，需要不断修正。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流派的流行也说明，后现代史学理论并非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它至少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现代史学理论的片面性。很多后现代史学家曾是现代史学理论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但他们后来发现了现代史学理论及其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才转而进行变革。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许多史学家，甚至部分第四代史学家就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成为后现代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外，开创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性别史研究的史学家也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在此意义上，笔者不赞成简单地肯定现代史学理论及其史学流派、否定后现代史学理论及其史学流派的做法，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双方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史学理论进行更全面、准确地阐述，从而丰富、深化和发展现代史学理论，推动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参考文献：
①张芝联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收入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三联书店2007年版， 第159页。
②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危机》，乔之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8页。
③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第159页。
④R.G. 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⑤Terrence. J. McDonald， 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Scienc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
（责编：体育史研究所2008级研究生，李斗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