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元镇 马廉桢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来源：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6期
研究东德体育，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问东德体育在价值观念层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东德体育在体制层面的根本性矛盾在什么地方？了解和认识这些问题、吸取其教训，对于我国体育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体育价值观的基因缺失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德逐步建立起了一个金牌至上的体育依附于意识形态、服务于政治的体育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为指导，构筑了一个竞技体育的国家垄断体制。这个体制组织严密、运作高效，但手段卑劣，甚至不惜泯灭人性。
形成这样一个以人为“末”、以运动成绩为“本”的体育价值观念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个别领导人的偶然行为而成，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内涵的。
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统治的国家，又是一个传统上非常重视体育的国家，东德十分强调发展体育的社会功效。通过发展体育，东德不但可以建立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加强内部团结，而且体育还可以服务于国防，改善人民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为东德树立良好的国际声望和国家形象，改善各种外交关系。这基本上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发展体育的共同目的之一。
东德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位置的特殊性，夸张了体育的这方面社会功效。它作为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举目相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期间，地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第一线，不仅在军事上直接对峙，而且在政治经济上展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文化上进行着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于是，东德将作为社会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竞技体育优先、“超前”、十分有力度地发展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因为竞技体育在国际文化的比较中所具有的民族性、功利性和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弱国与强国进行平等文化比较的有利条件。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刚刚成立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诋毁的政策，在经济、国际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打压和制裁，甚至进行国家颠覆，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和麻烦，东德则首当其冲。刚刚成立的东德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西方社会的孤立，无法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政治地位，甚至在国际体育赛事当中屡遭骚扰，如在1960年的冬季奥运会，美国在无任何声明的情况下，拒绝为东德的运动员发放前往美国的签证。类似的拒签做法在1957年到1967年之间，竟然被美国和它的盟国先后演绎了37次之多。在其他的场合也会经常发生由于东德运动员取得冠军而无端取消颁奖仪式的闹剧，或者是举办单位拒绝悬挂东德国旗和国徽等等。而此时，东德运动员在竞技体育上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起到了非凡的政治作用。它不但证明了民主德国的存在，还以胜利者的身份显示了它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积极进取的国家姿态。
东德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注重发展竞技体育，东德的运动员从此开始频繁地取得各种世界比赛的奖牌，东德的国际声望一时间突飞猛进。这些成就不但带动了本国人民的热情，甚至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带来了出人意料的鼓舞。西方学者甚至指出，实际上是东德出色的体育成绩迫使国际奥委会最终不得不选定西德的慕尼黑作为197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而这一结果所造成的国际影响间接帮助了东德在第二年成功加入联合国。这无疑是25年连续不断的政治和体育激烈斗争的结果。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竞技体育在东德的政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或者说，那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奥运会奖牌和世界冠军就变成了国际上东德之所以是东德的唯一表现。
金牌体育观让东德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而国际体坛上的骄人成就反过来更强化了金牌体育观。东德体育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发展成一个怪胎。为了取得更大的竞技体育成就，以换取更大更广泛的国际认知度，东德采取了全力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国家垄断型发展战略。此时，就体育的本质而言，东德的竞技体育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体育了，它既不能代表位于现代竞技体育核心部分的奥林匹克精神，也不再是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身体活动，而彻底转变为东德统治阶层手中的一件政治工具。体育自身所蕴藏的那些超越功利的、人性的东西，渐渐被过度的政治功利性所取代。
平心而论，在东德早期的体育建设上，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初衷。前东德领袖昂纳克就这样说过：“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在世界上受到尊重，是因为我们运动员的出色表现，但是也是因为我们为发展体育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努力地将体育运动融入到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东德这台竞技机器飞速运转时，谁也无法对它进行控制，物极必反，最终由“金牌大国”堕落为“兴奋剂大国”。这是必然结果。
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体育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侧重是正常的，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将体育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推进器，给予优势发展地位，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利用体育进行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外交活动，并不意味着把体育只当政治宣传工具来看待。如果忽视体育自身所拥有的特质，贬低体育作为一种引人向善的、宣扬生命力的、积极主动的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功能，就必将体育异化，将体育引向邪路。东德出于满足意识形态的需求，造就了浅薄而狭隘的体育价值观。这一失偏的价值观促成了其对于高水平竞技体育偏执狂式的发展，最终引火自焚。东德在后期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为金牌而体育、为竞技而体育的怪圈。国家花费巨大财力培养运动员和教练员不是从人本出发，而是将一批高度社会化和体育化的运动员强行退化为只具有表达运动技术水平的“生物符号”，而教练员则退化为勾描这些符号的“绘图员”。他们作为“人”的其他价值已经被彻底剔除。在一次又一次的超高强度的、违反生理机能和心理极限的训练中，在兴奋剂的药罐里，人性或被戕杀，或被扭曲，而他们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青少年，在“奉献”的旗帜下前赴后继地倒下。
体育体制的后天失调
什么样的体育价值观必然要匹配什么样的体育体制，这是文化学理论反复强调的一条定律。东德的体育发展如果按照自己美好的初衷，依据早期确立的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身，并协调、平衡体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优秀的体育体制。但是，由于东德体育价值观念的偏失，对奥运会奖牌光芒的盲目崇尚，这个源于良好愿望的体制逐渐黯淡下来，一个国家垄断色彩十分鲜明的体育管理体制被强化和固化了。从此，体育的发展逐渐远离人民、远离社会，最终导致悲剧的诞生，踏上了一条从最初就注定要失败的道路。
东德体育之所以最终以悲剧收场，有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内部原因。然而，当我们审视西德在收拾东德体育残局的时候，发现他们全盘放弃了东德的体育思想和体育体制，甚至包括众多的体育工作者本身。如果说原东德的体育体制是优秀的，其竞技体育的制造金牌机器是货真价实的，合并后的德国又何必采取这样绝然的态度，西德毕竟也存有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上实现辉煌的勃勃野心。
东德体育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兴奋剂酿的祸，而深层次原因却是：第一，长时间对竞技体育一边倒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东德体育总体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第二，对体育发展的巨大投入致使东德体育的发展脱离了东德社会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兴奋剂只不过是导火索，是全盘否定它的最无可辩驳的口实。
东德的这种“金牌体育”、对“金牌效益”的过分追求打破了东德体育和谐发展的天平。东德早期对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重视到后期已经徒有其名。随着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高水平竞技体育所起到的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的效果使国家体育的其他领域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属品，特别使需要国家巨大投资而见效缓慢的大众体育相形见绌，人们的体育权利、体育的社会公平无人顾及。这一点在柏林墙倒塌后，从东德人对前政权所经营的体育所表达的蔑视态度就可以窥见一斑。
东德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是东德体育体制的一个潜在的矛盾。与其他的华约国家相较，东德虽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实力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它所拥有的经济实力与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特别是与一河为界的西德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上世纪70年代前后是东德经济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阶段，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最为优厚。尽管如此，大部分东德人的收入甚至还达不到西德普通失业工人所领取的失业救济金。东德的市场上所能购得的各种轻工业产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也存在巨大差距，大部分日常电子用品都需要借助代用券或配给证来购买。这是由于在前苏联的“经济分工”控制下，长时间计划经济造成的偏重重工业和严重忽视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行业发展结出的苦果。
在庞大臃肿的官僚管理体系下，吃惯了大锅饭的产业工人生产效率低下，各种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上都完全不占优势。到1988年，东欧集团解体之前，东德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大约2072亿美元，人均产值达12500美元，年增长率为1.25%。按照西方的人均收入计算的话，东德人均收入为15696亿东德马克，约合4486美元，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可这个数字还不到西德的一半。而东德工人比起西德，每年要多工作几百个小时。
当时的西德享有全世界最高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198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1200亿美元，人均产值18370美元，经济年增长率为3.6%，超过美国，更远远超过东德#。这个巨大的经济差距不但在当时就如此明显，甚至到两德合并5年以后，前东德地区的人均收入才仅仅到达西德地区的44%。在如此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东德却取得了西德远不能比拟的体育运动成就。从1968年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共积累了519枚奖牌，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以人口平均来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仅以这些数量而言，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这两组数据的巨大反差说明东德竞技体育的“超前”之路走得有多么远。当一个国家竞技体育这种非生产性消耗成为沉重负担的时候，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竞技体育“捷径”之路，即大量使用违禁药物；二是广开财路，在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市场上找出路，而实行竞技体育垄断体制的国家则要靠加大财政负担。滥服药物和向国库伸手要钱终非长久之计。
他人之镜可正衣冠
虽然东德体育的梦魇结束已经有十余年，它的影响却始终没有被人们所完全摆脱，对东德体育的研究和认识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相反，东德体育已成为世界各国体育机构和组织引以为戒的悬梁之发、刺骨之锥，世界各国都看到了体育的极端不协调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隐患。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体育大国，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与东德有很多地方都曾有相似之处。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东德体育兴衰引起极大的关注，并对我国现有的体育观念和体制产生诸多联想。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我们必须完成体育观念的转变。
不可讳言，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体育观念带有军国民体育观、单纯生物观念的色彩，并且中国传统文化的泛伦理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也反映到体育中来。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体育长期游离国际社会，也使中国体育价值观的政治化倾向十分严重。20多年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开始进入国
际体育大家庭，受到体育全球化的影响，体育的人文精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转变体育价值观念的问题依然需要在理论研究和体育实践中加以特别的关注，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观还要大力提倡。
其次，我国的体育体制需要不断创新。
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中，制度性因素一直是凌驾于技术性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因素。社会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解决制度设计中的漏洞、缺陷和矛盾。制度建设的滞后则会带来高昂的社会和经济的成本。体育的制度也同样如此，必须不断创新。我国目前所实行的体育体制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虽然在枝节上有了一定的改革，其内核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总体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兴办和支持体育事业”，这说明体育体制的改革的滞后已经到了法律必须给予关注的程度。
在我国未来体育体制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必然将会加速，这不但是我国体育发展自身的需求，更是我国在新时期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需求。而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数十年体育文化的积淀，对目前实行的体育体制所进行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这个改革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
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必须是并行的，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必须创新出一套既不同于计划经济社会的体育体制，也不可能照办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行体制。如今，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方向，我国发展体育也应遵循同样的道理，这也是我们创新体制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目前，困扰我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大致上可以归纳为四点，即体育资源的匮乏、体育的粗放型发展、体育发展的不平衡和体育权利的社会不公正。由于各类体育未能实现协调发展，我国体育内部出现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如学校体育的长期落后和职工体育、农民体育振兴缓慢的现象未能根本扭转。近些年，我国业余体校的全面下滑直接导致中国目前面临严峻的体育后备人才不足问题。另一个方面，日益庞大的体育管理机构使经营成本提升、工作效率下降，让我国体育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切都可能造成我国体育的不可持续发展。
我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已经成为21世纪前20年中国体育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道屏障，任何固步自封的说法和做法只会让我们今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最后，中国体育的发展要杜绝兴奋剂等现代体育顽疾的侵蚀。
滥用违禁药物一直是困扰着现代体育的发展的大敌。在我们步入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市场道德规范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体育遭遇兴奋剂的偷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滥用药物也有来自体育价值观和体制上的原因，如全运会等全国性运动会的滥用药物在一些地方就受到了个别地方官员的姑息和纵容。服用兴奋剂开始有向青少年儿童和非正规竞技活动（如高考体育加试）蔓延的趋势。随着我国体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我国体育价值观的日臻成熟，中国体育的发展要尽最大可能克服这些阻力。为此，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立法反兴奋剂的国家，种种措施都显示了中国反兴奋剂的决心。东德体育的教训告诉我们，兴奋剂的问题关系到国家体育的生死存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对它掉以轻心。
作者附记：我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翻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写了近+万字的!篇文章，揭示了东德体育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当我们掩卷长思时，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如同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霎时间枯萎凋谢。然而，我们又十分欣喜，因为我们选择了一条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中国体育一定会绕过暗礁。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责编：体育史研究所2008级研究生，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