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2期 作者：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它引导着历史研究的方向、规范着历史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1]于沛先生指出：“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史学理论的发展，是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因此，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做出回顾，审视其经验和教训，对今后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要。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个理论热时期；20世纪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一个相对低潮期；而进入21世纪迄今又迎来史学理论发展的又一波热潮。
一、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
文革期间，史学理论研究乃至历史研究受到严重摧残。唯物史观被曲解为阶级斗争论，历史学也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唯心主义历史观大行其道，影射史学泛滥。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坚持正义的众多学者解放思想，投入到重建史学理论的学术建树中，一时间出现了理论研究和讨论的热潮。借着理论热的东风，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也获得大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西方史学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为理论热推波助澜。
这一时期的理论热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史学理论作为历史学二级分支学科的学科建设获得大的发展。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推动和组织下，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被提上日程。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定期召开全国性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因此， [3]有学者将1983年视为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年份：“1983年是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这一时期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1|.1984年召开了第一届史学理论研讨会，此后每年持续召开，推动了史学理论专业的发展。2、1987年《史学理论》杂志出版(该杂志1989年停刊，1992年复刊，改名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专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园地，对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3、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在全国一些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史学片的各所成立，史学理论学位点纷纷建立，像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都是较早设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一批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青年人才。4、1993年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使史学理论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这对推动史学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4]5、《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进入一个高潮期，随着“史学概论”课程被规定为全国高校历史系的必修课程，从1983年葛懋春和白寿彝主编的两本《史学概论》教材起，到80年代末，先后有近十本《史学概论》教材出版。[5]6、有关史学理论学科内部结构的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热潮。与西方学者将史学理论划分为以历史过程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以历史认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对应，宁可先生、陈启能先生等学者将史学理论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庞卓恒先生则将史学理论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以本体论居主导地位，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其二，在涉及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展开大的讨论，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根本改变了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引发了对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讨论。这场大讨论涉及到以下诸问题：1、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纠正了过去将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左”的倾向。同时引出了“生产力动力说”、“生产关系动力说”、“合力动力说”、“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能力动力说”等多种解读，虽说未有定论，但促进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2、有关历史发展阶段问题的大讨论，“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普适性受到较为广泛的质疑，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在于，就马克思的相关表述而言，并非将五种生产方式视为“普遍必经”的公式，而是一种“大体上”的归纳。同时，马克思还有像“三形态”等的归纳。但在阶段划分问题上仍存在着诸多争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3、有关史与论关系问题的讨论，纠正了过去那种“以论代(带)史”的错误倾向，确立了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但同时理论必须接受实证检验的正确认识。但是，也出现了一种否认理论指导作用的倾向。4、在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关系上，既纠正了过去那种为了政治需要歪曲历史的实用主义、唯心主义错误，又强调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正确导向，强调这种服务必须以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为前提；同时也出现了“为学术而学术”、否认历史学现实功能的倾向。
其三，西方史学思潮的涌入为80年代的理论热增添了助力。1、在历史认识论问题上，受西方历史哲学从本体论(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认识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中国的史学理论界展开了有关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就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过程和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检验等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通过对史学家历史认识活动的研究，确认了史学家主体意识干预和影响历史研究的事实，使过去那种对纯客观史学的盲信被打破。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将导致的结果的解释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说。一种观点认为，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参与并不会影响历史学的科学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的指向可以由他的生活经历追踪出来，从而对其主体意识反映历史真相的吻合度或失真度做出适当判断，另一方面史学家所做出的事实判断和成因判断都可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检验予以确证或证伪；因此，不会影响到历史学的科学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渗透就使得历史学的客观性受到影响，“每一代人写每一代历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与文学、艺术同类型的人文学科。在这场讨论中，后一种观点似乎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在学科划分上，历史学被列入人文学科类，这在客观上为后来西方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并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提供了条件。2、在历史方法论的研究中，西方史学思潮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就是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单一的沉闷局面。这一时期产生比较大影响的研究方法有：应用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研究；应用比较方法对中西封建社会的研究；应用计量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心理分析方法和口述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等。3、对西方史学流派的介绍和评述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了专门介绍西方史学流派的著作；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名著，并对一些在西方史学界、甚至国际史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进行了系统介绍，像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德国的新社会史学派等。可以说，西方史学新思潮、新方法、新流派的输入开阔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同时由于对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的介绍，肯定的多、批判和否定的少，缺乏扬弃取舍，致使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在繁芜杂多的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面前陷入迷茫。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波的理论热在涉及如何认识和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产生的争论中并没有在深入展开的基础上求得比较一致的共识，致使一些史学工作者有无所适从感。加之，西方多元史学传入国内形成的冲击，使一些学者感到理论多种多样，各有短长，各取所需即可，没有必要探究谁是谁非。这些都为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低迷埋下了伏笔。
二、20世纪90年代理论研究的低谷期
与学者们对80年代的理论热持有共识相反，在有关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评价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认识。[6]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瞿林东先生、张文生先生认为， 90年代是一个理论全面进取和发展的时期。之所以做出这样乐观的评价，是与9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热相关的。[7]有学者将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特征总结为，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联系更加密切，甚至认为出现了史学理论研究向史学史转向的趋势。而主要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李振宏先生、王学典先生则对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给出的较低的评价。[8]李振宏先生在评价80年代末以后的史学理论研究时指出：“十年来，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没有提出过激动人心的课题，没有过激烈的交锋和讨论，没有多少值得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引为自豪的东西。80年代那种火热争鸣、论战的气氛，已经成为人们乐于沉浸其中的美好回忆。”在谈到出现理论研究低谷期的原因时，王学典先生指出：“在近50年的中国史学界，实在没有哪一个年代像90年代这样缺乏‘问题’。[9]……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证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而之所以会出现缺乏问题，是由于回避现实所致。周文玖先生则持一种折中的看法，他认为：“进入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虽然不如80年代火热，但研究者似乎更加冷静、成熟了。[10]……对西方史学理论，……这时已超越了引进、介绍阶段，而进入分析、批评的研究阶段。有人还尝试着将这些方法运用于史学实践中。”由此可见，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90年代的确是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低潮期。
造成90年代史学理论发展低潮期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第一，苏东剧变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笃信产生动摇。加之，由于我们过去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与全球发展的现实状况存在着某种脱节。当今世界的各种新发展、诸如现代化、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朽而不死、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繁荣的状况，都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回答。因此，唯物史观的影响力一度降低，它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受到质疑，原来围绕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解读产生的各种争论则趋于沉寂。第二，?随着西方史学理论思潮和方法的输入，需要一个消化和应用、检验过程，而最时新的西方理论思潮——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反对宏大理论研究和建构的思潮。加之,西方史学理论思潮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难于形成较为集中的论题，所以很难出现热点的理论问题。一时间出现了一个理论研究的低潮期，许多理论研究者转向实证研究领域，“少谈些理论，多做些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一些学者遵循的准则。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低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直未能出现像80年代那样的论热点问题的大讨论。前一时期的热烈讨论，像有关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问题、封建社会问题等的大讨论戛然而止;同时，又未能出现新的热点问题。一时间，史学理论研究争鸣出现“冷场”。第二，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各说各话的状况，难以出现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唯物史观的支持者讲述自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者在介绍各种西方的理论，像后现代史学、环境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文化史；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者在自己的领域中继续深耕。大家找不到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受到质疑，连带着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也受到质疑。
在这种理论低潮的影响下，学者们对理论的兴趣在逐渐减弱，实证史学回潮，人们在忽略理论的背景下从事各自领域的实证研究。?也就是王学典先生所描述的主张实证研究的“史料派”似乎一度占据上风。
三、新世纪开始后的理论回潮
尽管在用什么理论指导上存在分歧，但是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共识。新世纪的到来激励着史学界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思考。而中央又及时向学术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严肃课题。又一波新的史学理论研究热逐渐显现出来。它主要表现为：第一，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上总结历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经验与教训，并由此而展望史学理论发展的未来的研究纷纷出炉。第二，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争论重新展开，尽管规模尚逊于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但毕竟出现了能够为更多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问题、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以及怎样看待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的分期体系问题、文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怎样评价后现代主义和其他一些西方史学思潮的是非得失问题等。
看来可以预期的是，在这一波即将兴起的理论研究热中，唯物史观的研究将会走向新的繁荣。因为，第一，人们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总要设法寻求具有较高解释力的理论去破解那些难题。在经过多种“法门”求解而失望以后，人们难免还要向唯物史观求解。然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解读范式受前苏联的强烈影响，那种解读范式已无法为学者们所接受。而前一阶段的理论研究热在诸多涉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尚未通过深入讨论确立起新的解读范式。面对国内外各种新的现象应该如何做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析与阐释，现实的需求点燃着学术界对理论研究的热望。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目的就在于通过正本清源地厘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做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唯物史观新的研究热潮的涌现，一方面，史学同哲学的交流在加强，唯物史观是历史学和哲学的共同研究领域，虽然两者切入的视角不同，但毕竟是同样的研究领域。因此，交流互通无疑会促进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化，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近期的史学理论研讨会都有来自哲学领域的研究唯物史观的学者参与。10月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研究机构联合召开以“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为主题的“哲学与史学对话”研讨会，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热潮到来的标志之一。另外，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起源以来已历经近80年的研究，可说是学派林立、观点繁多。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必将通过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厘清而加强。
第二，对西方史学思潮流派的研究必将走向深入并做出取舍。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史学思潮大量涌入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缺乏拿来主义的批判立场。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消化和运用，对西方思潮的研究有所深入，特别是在一些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领域的拓宽上都取得一定成绩，但在批判性上仍然做的不够。新世纪来临后，随着全球史和后殖民思潮的影响逐渐扩大，学者们对史学思潮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更为警惕和更具批判态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我们坚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西方史学流派的介绍和运用会更为科学、会更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特殊性、会更多地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接受检验，由此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真正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史学理论建设。
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而就目前而言，唯物史观是惟一成体系的、经过长期检验的科学理论，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都承认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人员无疑更有责任和义务去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解释工作，提高其科学性，发挥其社会功能，从理论角度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重任，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认识，充足的思想准备。重新巩固唯物史观对史学的指导地位，乃是一项需要付出极大精力的历史使命。
一方面，需要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做再解读，澄清对其有曲解的问题、清除附加于其中的错误观点。这需要我们能够坐下来，自甘寂寞，认认真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相关论述，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并通过实证研究予以检验；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西方史学理论流派的观点做认真的解读与把握。尔后，对两者通过比对、进行是非曲直的辨析，得出确切的认识。这也需要我们自甘寂寞、勤奋苦读。而这一切，是只有在排除掉浮躁情绪，克服急于见成果，因而一味地去做“短、平、快”项目的想法后，才可以实现的。“任重道远”，应是当前对我们史学理论界最确切的提示。而在一切领域都在融入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克服浮躁也需要有相应的政策环境的支撑。因为，学术问题毕竟不同于物质生产可以短时间见效应、出成果。
(责编：体育史研究所08级研究生，肖建)
